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探索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创新路径

在重构与交融中，找寻光影的初心——我眼中的影视人才培养新路径

我一直觉得，电影学院的围墙内，最迷人的不是那些光鲜的明星面孔，而是课堂里那种暗涌的焦虑与不安。这种焦虑，不是坏事。恰恰相反，它意味着我们在思考：当流媒体吞噬影院、当AI开始写分镜、当观众的口味以秒为单位变迁，培养一个“合格”的影视人才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的一位研究者，我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是：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关于“人”的重塑。不是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，而是对整个培养逻辑的重新审视。2026年年初，学院内部做过一次调研，数据显示：近三年毕业的电影学系学生中，有超过43%的人最终没有进入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，而是流向了短视频平台、游戏公司甚至虚拟现实内容开发。这个数字，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
从“为自己拍”到“为时代拍”：一场关于“人”的重塑

很多人问我，电影学系到底学什么？是教学生怎么拉片子、怎么分析镜头语言吗？当然有这些基本功，但如今，我们更在意的，是一个年轻创作者如何理解“自己”和“时代”的关系。

过去，我们常鼓励学生“拍自己想拍的东西”，强调个人表达。这种培养路径，确实产出了不少艺术片的好苗子。但现实是，2026年的影视产业，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靠情怀就能砸出水花的时代了。投资方在缩减成本，观众在挑剔内容，平台在算法控制下机械地推流。一个毕业生如果只会“为自己拍”，大概率会碰得头破血流。

我见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。电影学系这两年推出了一个叫“时代镜像”的实践项目，要求学生从社会热点中提炼故事原型，而不是从个人经历中找灵感。有个学生，原本一直在拍自己的童年创伤，但在项目引导下去调研了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，最终拍出了一部短片，直接被某平台买断，全网播放量破了千万。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：“我以为创作是关于自己的，后来才发现，创作是关于他者的。”

这种转换，不是让学生放弃自我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自我表达和公共叙事之间找到桥梁。我们引入了一批非电影背景的讲师——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数据工程师——来上必修课。他们的介入，不是为了抢占电影学的阵地，而是逼迫学生跳出“电影”的舒适区，去理解更宏观的社会肌理。

当AI开始写剧本，我们教什么？

这个话题，是这两年系里最烫手的山芋。2026年，AI生成内容的水平已经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。有学生偷偷用AI写剧本交作业，被发现后，他反问老师：“这个剧本如果匿名投稿，你们能分清楚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吗？”

老实说，分不清。

于是我们开始反思：如果AI能写出结构严谨、情节跌宕的剧本，那电影学系几十年积累的“编剧课”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答案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

我们最终做出的调整是：剧本写作课依然保留，但重心从“怎么写一个好看的故事”转向了“怎么找到不可被替代的人性深度”。AI可以模仿套路，可以算准节奏，但它无法理解“犹豫”——那种人类在道德困境中的微妙迟疑，那种爱恨交织时的矛盾感性。这些，才是电影区别于算法的内核。

我参与设计的“人性瑕疵工作坊”现在成了系里的必修课。我们会让学生去观察街头吵架的情侣、地铁里哭泣的陌生人、菜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老人——然后把这种带有“瑕疵感”的真实瞬间转化为叙事素材。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、一句不完整的断语，往往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台词都更有力量。2025年的毕业作品中，获得最佳短片的那一部，全片没有任何一句正常对话，全是地铁车厢里的混杂声音。那个学生说，她只是想还原“都市人之间那种永远在交错、永远无法真正沟通的孤独感”。这种东西，AI永远学不会。

打破电影学院的“围墙”：一场跨界的共生实验

一个让我感触最深的改变，是电影学系正在经历一场“去围墙化”的实验。

传统的电影教育，很像一个封闭系统：学生在学校的黑匣子里看片、讨论、拍片，然后毕业、入行。但2026年的产业逻辑变了。一个优秀的导演，可能是从游戏引擎渲染起步的；一个出色的剪辑师，可能同时懂得编程和数据分析。这种跨界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生存刚需。

系里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和清华的计算机系、央美的实验艺术学院共建了“跨媒介叙事实验室”。听起来很宏大，其实落地很简单：每个学期，三方各派出10名学生，组成5个混合团队，共同完成一个项目。没有指定媒介——可以用电影、可以用VR、可以用互动装置、甚至可以用一个二维码加一段文字。唯一的要求是：产出的东西必须能“打动人”。

结果很有意思。纯电影背景的学生，在初期极度不适应——他们习惯用镜头讲完整故事，但游戏背景的同学会问：“为什么不能给用户选择权？”艺术背景的同学则盯着形式本身，觉得叙事反而是束缚。前两周的团队会议几乎都是吵翻天的。但到了结项展示那天，五个作品全部超出了预期。有一个项目是做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体验装置：观影者戴上一副特制眼镜后，会逐渐经历记忆的错乱和重构，每一帧画面都像是“被揉皱的旧照片”。这个作品后来被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看中，用于模拟认知障碍患者的视角训练。

最让我触动的是项目结束后的复盘。那个曾经总是被说“太自我”的学生说：“和他们合作这半年，我终于明白，电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，而是为了在别人的理解中长出新的东西。”

这句话，也许就是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的答案。

我们不再需要那种“一个人撑起全部”的天才，我们需要的是能在不同媒介、不同语境、不同人群之间自由穿梭的“翻译者”。他们懂得技术，但不会被技术奴役；他们重视商业，但不会沦为流量的奴隶；他们依然热爱电影，但知道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形式本身，而在于它能引发的那一次次“理解”。

回到的问题：培养一个“合格”的影视人才意味着什么？

我的理解是，或许我们不急着一开始就定义“合格”。教育的意义，更像是在每个年轻人心里埋下一颗有弹性的种子——它能在胶片时代生长，也能在数字洪流中扎根。2026年的北京电影学院，正在做一件反潮流的事：我们不追求完美，我们追求可能性。不追求效率，我们追求纵深的共鸣。

这条路径，注定是泥泞的。但没有关系。

因为光影的初心，从来不是走向光，而是学会在黑暗中辨认彼此。